企业家夜读|朱叶青:创业,一个倾尽全力的机会
发布时间:2019-07-07

书,心灵安静之所在


我觉得特别是在现在的中国,大家都希望在工作繁忙之余,追求一种心灵的安静,可能《瓦尔登湖》就是一本让人安静的书,一本非常好的书。


最早知道这本书其实是因为我的师兄海子,他的诗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,据说他在去山海关的时候带了四本书,就有这本《瓦尔登湖》。当时我就想,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?我最开始的时候就看了中文版,后来也看了英文的原著。整体来讲,它表达出来的这种心灵里的安静,是跟中国古典的庄子的思想很相近,是一种入世、脱世的感觉。


上学的时候其实很难体会到这样的状态,因为大学生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,希望能够融入到日新月异、变化万千的社会里,甚至希望能改变一些东西。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再读就会发现,你身在其中的时候反而希望能够去想一想,当初工作的目的是什么?就像不忘初心一样,到底在繁忙的工作中,内心的追求是什么?所以可能不同的时期读它感觉不一样。


这一段话是非常具有梭罗特色的。把他为什么要去瓦尔登湖边上生活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,这样独特经历的初衷讲得比较清楚——我就经常在想,有时候我们每天的忙忙碌碌到底追求的是什么?当听到汽笛声响,为什么着急要去赶?你更多地应该在想每段音乐,哪怕每一个噪音其实都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海子曾经说过——“从今天起,我只关心粮食和蔬菜。”影响我们生活的因素看上去很多,但真正发挥影响作用的其实还是有限的。


每本书都有它的独特之处,这本书我觉得肯定是有一部分人喜欢,还有很多人很难读进去。它毕竟不像小说,可能在读前20页、50页的时候会有点枯燥,但是真正读进去会觉得很有意思。我恰恰是非常喜欢去读一些情节不多,但是能让人安静下来,沉醉其中,能忘记周围事务的书。


一年要读一百本书


我从小生长在江苏扬中,它是在长江下游,介于扬州和镇江中间的一个岛。那时候生活在农村,平常孩子的娱乐生活很少,我也不是那种特别好动的,就比较喜欢读书,喜欢沉醉在书中的世界。


小时候读书非常不方便,因为确实能读的书太少了。我有四个姐姐,她们上学了以后,我没有书看时就会拿她们的课本来看。到初一初二,我差不多把全村能读的书都读遍了,到处借书。江苏的农村读书气息还是比较浓的,特别是一些年长、读过书的人,我看的一些古书基本上都是从村里的老人家里淘换出来的,像我小学就把《老残游记》都看完了。


其实读闲书对于学习是有帮助的。第一,它可以让你了解外面的世界,知道你的追求是什么;第二,读书会让你能够集中精力在某一件事情上。所以在上学的时候,我上课就尽可能把老师讲的东西全部记住,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做完作业,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。


当时考北大,我选择了理科里招分最高的生物化学专业,原则比较简单,就是想选一个挑战比较大一点的专业,对自己有点儿压力。八十年代刚进大学的时候,知道北大有全亚洲最大的高校图书馆,就觉得什么书都想看。其实图书馆里特别好的书要借到也挺难的,当时看了一些有趣的书。比如我中学就很想看的苏联的一个数学家叫吉米多维奇编的《数学分析习题集》,对于大部分人来讲,做出其中的一两道都不容易,尤其是我们非数学类专业的,后来我们班几个人没事干,从图书馆借出来以后大家比着做着玩,解出了一些难题,有一种满足感、成就感。


当时有一本杂志叫《大学生》,里面有一篇文章写到北大的生活,说推开一个宿舍,下围棋的;推开一个宿舍,打桥牌的;然后去三角地,每天晚上都有人在朗诵自己的诗歌。八十年代是人们对于各种文化的思潮非常渴望的一个年代。


现在我平常也读很多书,当特别忙的时候就会强迫自己要静下来读一些书,从平常繁忙的事情当中脱离出来,去想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事情。我经常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是一年读一百本书。读任何一本书,只要在这本书里学到一点就够了,一年一百本书,能学到一百点,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。


创业,一个倾尽全力的机会


我第一个去的外企是三星,当时做一些生物和化学的贸易,在三星以后又去了路透,有一段做电子商务和数字化业务的经历。最开始进GE的时候,有个大背景是当时GE的CEO杰克·韦尔奇在全球推进数字化战略,2000年,在中国要找做数字化战略的人很少,他就把我选了过去。GE这家公司的特点是多元化,业务很多,它是非常鼓励员工跨部门去换工作的,所以我在2006年的时候到了GE消费者金融,当时负责的业务就比较广,基本上都是跟全球的团队在打交道。


本质来讲,我这个人有比较强适应新的变化的能力,在任何环境下有新的东西就去积极适应。比如刚进三星的时候,其实贸易领域我完全没有学过,我记得当时领导给了我一本厚厚的卷宗说尽快看完,一个礼拜我基本上天天熬通宵,把里面的东西基本都记住了。就像我一直理解的,大学学什么其实并不重要,它教会的是你怎么独立去学习一些知识,为一个目标怎么去设计自己的方案,这是很重要的。


2013年的时候,为什么有创业的想法?其实有时候你会静下心来去想,特别人到中年差不多人生过一半的时候,你的初心是什么?你学习是干什么的?读那么多书,学那么多知识,总觉得有个地方需要去用一下。我是感觉以前在外企也不能说用不到这些知识,但是觉得没有一件让你倾尽全力,去毕其功于一役的事。


创业我觉得就给了这样一个机会。2013年,我出差去硅谷,我在美国的同学,现在的合伙人陈一友博士,他说你来了请你吃个饭,叫上几个同学。后来就一共加我五个人,有三个人都是现在诺辉的创始人。陈博士他很早就回国创业,说他以前的公司是专门为肿瘤药生产企业去做临床实验,接触的用户都是晚期肿瘤患者,很多人可能花了很多钱买了药,过半年、一年人也走了,弄出这些药其实没太多价值。所以我们就定下来做癌症早筛更好,由此就引发了一个诺辉最早的思路。


我们最早起步的是肠癌。为什么从肠癌开始入手?因为肠癌的发展周期比较长,我们的产品通过测肠道脱落细胞里的癌变细胞,发现了有问题的时候,解决的方式比较简单,就是做肠镜,看到了把它切掉,早期就没事了,以后定期观察就行了。所以肠癌是一个公认的,早期筛查对于降低死亡率有价值的癌种。


其实现在秉持的方向跟当时的思路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,我们只做适合于居家早期筛查、取样方便的这样一个场景。到2015年的时候,基本上产品的模型就出来了。第一个产品不仅用了基因检测的技术,还结合了传统的蛋白的技术,做了大量的研究数据和临床的积累,大大提高了灵敏度和特异性。


不是所有的癌都适合做筛查,都适合居家这个场景,要去区分适合早筛的癌种。第一,检测的产品一定要有明确的临床指导意义,一定要告诉他下一步该做什么,临床要认可;第二点是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可以去确诊,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病,真的有癌;第三点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有没有介入手段,能够去解决。所以美国过去30年总结出就四种癌适合筛查——肠癌、肺癌、女性宫颈癌、乳腺癌。


让更多人认识癌症早筛的意义


中国人癌症的发病率跟美国人差不多,但是死亡率比美国要高一倍以上,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?第一个理由,中国人跟美国人的癌种不一样,比如美国人肠癌比中国人高,中国人肝癌多;第二个理由,美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发现的癌多是早期癌,我们一发现70%以上都是晚期的,治疗技术都差不多,人家治疗早期的,当然我们死亡率高。


追根溯源其实是医疗体系的不一样,国外有家庭医生的体系,医生对你的健康状况有个持续的观察,中国人一般没有大毛病,基本不去医院了。所以中国推进筛查就有必要,需要有人在你健康、没有症状的时候,去告诉你危险在哪里。


对于筛查手段来讲,就像体检一样,永远不能指望像临床那么精准,但是我们去体检就意味着对自己负责任。中国肠癌筛查的奠基人郑树教授说过一句话给我影响很大,他说,其实筛查的技术本身是次要的因素,最关键的是依从性,当大家都愿意去查的时候,筛查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。


影响癌症发生因素是很多的,有的因素是有线性相关性的,这个指标高了可能得癌的概率就高。还有一些是相关性因素没有那么强,但是有影响的。比如说我们肠道里的菌群,很多很多,几百种甚至几万种,在这里面要找出跟肠道、消化道疾病相关的一些菌种,去分析原因和结果,数据量是非常巨大的,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人工就能解决的。当知道致病的因素大到一定程度,超过了我们人的计算能力的时候,就需要依赖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方法,去找一些非线性相关的因素,它可以演算出、模拟出很多的场景。所以我们在杭州建了一个百万人群的样本库,期待未来五到十年能够到千万级别,有大量数据来验证,不断地去验证、反哺这些数据模型,更精准。


现在商业社会的信息太多了,尤其创业以后发现跟你相关的机会很多很多。你能不能坚持自己最初的想法,专注地把自己的事做好,然后再考虑复制,这样基础会更牢靠一点。


对诺辉来讲,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在坚持做开始就认定的事情,希望能够为中国人所有的高发癌,找到一种在临床上和在市场上都有价值的早期筛查的产品,服务更多人。从长久来看,我们跟中国癌症基金会一起会做很多宣传工作,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癌症筛查的意义。同时也希望能够跟国家政策、健康中国紧密结合起来,为中国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降低做出一点贡献。